《史记》中的诗歌 {甲辰读史 之二十九}

司马迁的一部《史记》，记载了自三代到汉武帝时期大量帝王将相文人志士以及普通平民的故事，其中涉及不少诗词歌赋，当然也有一些诗歌直到现在仍然在民间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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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孔子的《泰山》歌。据《史记 孔子世家》记载，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临终前做《泰山》歌，并对着前来看望他的学生自贡歌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唱了这歌七日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第二是刘邦的《大风歌》。《史记 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十二年，十月。高祖击布军会甄。布走。令别将追之。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乃起舞，慨慷伤怀，泣泪数行下。

第三是项羽的《垓下》歌。《史记 项羽本纪》记载，汉五年，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第四是荆轲的《易水》歌。荆轲刺秦故事发生于公元前277年，《史记 刺客列传》记载，荆轲离开燕国的那一天，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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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这四首名歌，其共同特点：一是歌词精短，最少的十几个，最多不过二十多个字，但歌词主题集中突出，反映的均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二是这些名歌表现的均为人生生命或事业的重大转折关头，诸如孔子临终、项羽失败之前；高祖还乡、荆轲别离之时等。无论圣人、帝王、还是侠士，他们在面临人生命运重大转折关头，其内心复杂、激动、惊险、刺激、感慨的程度，与普通人是相同的，需要通过语言、诗歌、甚至手舞足蹈的方式表现、发泄；三是艺术感染力强。我们看到，这四首短短名歌中，几乎都有歌罢以后，主人公“泣泪数行下”的注释，项羽的《垓下歌》、荆轲的《易水歌》，不仅演唱者泣泪，而且还引的“众人皆泣”、“左右皆泣”。明人有诗曰“男儿有泪不轻弹”，一支短歌，能让吟唱者、众多现场观看者、甚至几千年后倾听者，为之动情，为之落泪，可见这些名歌的艺术魅力、魔力多么了得。

司马迁《史记》中的这些名歌，为何在当时、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有如此久远的艺术感染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此，我们也许能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分析出多个理由，但是，在我看来，真实是第一位的，无论何种艺术表现形式，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点，不论当事者在触发自己创作灵感的那一瞬间，是否关注到。

我们看这四首歌的形成--传播--效果这样的一个链条。哲人孔子预感到自己生命走到尽头，发出“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感叹，完全符合其一生颠簸流离、胸怀天下的经历和性格；刘邦的《大风歌》更是千古名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展现出汉高祖的宏大气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更是刘邦此时迫切需要“猛士”“守四方”的心情真实流露。刘邦从沛县起兵、到参加项梁反秦集团、再到楚汉战争艰难获胜、直至成为高祖建立汉政权，一直都在战争状态，即使坐了天下，也持续征伐在平叛战场上，所以，他那“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自己击筑、自己表演的歌声也是他发自心底的呐喊。项羽的《垓下歌》，可以说是在生死关头，项羽对自己一生的回顾、概括和生死抉择。他面对失败，选择自刎，并无牵挂，只是放心不下为自己立下赫赫战功的乌锥马；放心不下自己心爱的女人虞姬，于是发出了“锥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的哀叹和愁虑。此处同样是项羽生死关头其内心最真实的感情表达。几千年来，人们为什么对失败者项王、对弱女子虞姬利用多种方式怀念、赞颂，其《该下歌》发挥了较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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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刘邦、项羽、荆轲；圣人、皇帝、霸王、刺客；《泰山歌》、《大风歌》、《垓下歌》、《易水歌》。尽管歌者各自身份不同，诗歌名称不同，吟唱时的氛围不同，但是经司马迁《史记》问世后，这么数千年的传播，以及多种文娱形式屡屡演绎，这些原本在特定场合吟诵的诗歌，一个个都成为了几乎家喻户晓的名歌、有的甚至成为流行歌曲。

对这些人物身份和诗歌略作分析，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四首诗歌中，当代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孔子的《泰山歌》，但一说起荆轲刺秦，人们自然会想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易水歌》，顿时，悲壮、肃杀、凄凉之氛围油然而生。所以，四首歌中影响较大的当属“易水歌”。另一因素是，人们一说起河北大地，往往会联想起由易水歌而彰显、延伸出的燕赵风骨，慷慨悲歌之地。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其侠之胆识，为人慷慨义气，重义轻利，此历经千年，已成为燕赵文化的重要内涵。很难想象，荆轲与其相伴的易水歌，能够在燕赵大地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这四首名歌，从现代人的视觉看，孔子的《泰山歌》、项羽的《垓下歌》，定义为诗比较客观，因为古人的诗，多是吟诵的，类似于现代人唱歌，只是没有人谱曲，没有乐器伴奏，完全随诗作者的创作感情变化而抑扬顿挫，或如泣如诉，或浅吟低唱，或激昂宏亮；而刘邦的《大风歌》则是自己击筑，有乐器伴奏，应属于歌曲概念；最接近歌曲概念的应当是荆轲的《易水歌》，荆轲作词、演唱，高渐离击筑，按照《史记》记载，在荆轲唱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高渐离将声调“复为羽声”，什么意思？那时音节不是七个，只有“宫商角徵羽”五个，相当于当代的12356，“羽”音节是最高的，意味着荆轲再次唱“风萧萧”时，音调更加激昂慷慨，《史记》描写为“士皆嗔目，发尽指冠”，可见荆轲与高渐离的演唱感动了在场所有人。

荆轲与高渐离的《易水歌》，只有十五个字，带来的影响却如此久远，这一文化现象很值得思考。

作者：李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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