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邓”案件是观察中国当代社会的一滴水

“两邓”案件是观察中国当代社会的一滴水

发生在湖北巴东的“21岁民女邓玉娇刺死嫖娼未遂的镇政府官员邓贵大”案件，自5月12日被媒体披露以后，十多天来一直是各种媒体关注的热点，由于舆论把关注的重点大都放在邓玉娇命运方面，对死者邓贵大似乎有些忽略，并且把邓贵大当作一个十足的恶者对待，这样的舆论导向仅是反映了一种民意。我认为，如果把这起案件放在社会学范畴去考察，邓贵大与邓玉娇同样重要，都是这起案件的主角，因此，将该案件成为“两邓案件”比较合适，既简洁，又确切。

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值得人们关注的社会性新闻，在信息传输方式如此发达的今天，再大的热点新闻，一般不会超过3天，就被新的信息淹没了。但是，为什么“两邓案件”作为新闻沸点的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居然10多天仍被排在各大网站、论坛热闻前列？我想来想去发现，“两邓案件”或许是观察中国当代社会的一滴水，正是这一特点，为中国社会中许多学者和公民提供了反对腐败和社会风气日下“由头”，因此“两邓案件”才会有广大公众持续的关注度。

该案件给我们提供的几个关键词是“色情业”、“公款娱乐”、“官员涉案以及官方态度”。这几个关键词几乎放大了发生在中国南方那个偏僻小镇的命案，让人们很自然地将此案件与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联系在了一起。

色情业

年仅21岁的女孩邓玉娇，如果不到那家“雄风娱乐城”工作，有可能会避免遭遇如此厄运，因为这件事情无论结果怎样，都会将一个美丽少女的一生毁掉。当邓玉娇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或贞操，拿起水果刀刺向邓贵大的那一时刻，当事情公开以后，成千上万善良而正直的人们赞扬“烈女”邓玉娇的时候，谁曾想过，在中国从乡镇、县城到各个大都市，仍然有成千上万像邓玉娇一样的女人，由于多种因素在或明或暗的从事着色情服务业。

尽管中国官方从法律方面是禁止色情服务行业的，中国所有的城市包括沿海开放地区的城市，都没有公开的“红灯区”，但是“地球人都知道”，歌厅、洗浴、桑拿、美容、洗脚、休闲、会所、俱乐部等等几乎就是色情场所的代名词，过去被当做尊称的“小姐”也成了“妓女”的另一种称呼，在这样的潜规则下，一些类似“特殊服务”的专有名词，也随之诞生。

人们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当共产党获得政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完成以后，为什么政府对当下近乎疯狂的色情业采取容忍的态度？更有一些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发表一些很另类的观点，为色情业在中国的蔓延张目，诸如，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付出代价，除了资源、环境方面的代价以外，普通老百姓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国企改革，要牺牲3000万下岗职工的利益；借鉴西方价值，要牺牲1000万女人的利益；城市化建设要牺牲3亿农民的利益。

当初，听到这样的观点，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刚刚转型的时期，认为这些人讲的都是疯话，现在看来，人们太幼稚了，这些都一一成为或者正在成为现实：目前国有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和高于其他行业数倍的待遇，正式建立在3000万下岗职工基础上的；从事色情行业的人数，官方没有公布过，《北京纪实》杂志2005年第3期发表的《色情业调查报告》披露，1992年从事卖淫嫖娼的人数约为800—900万；2009年2月16日，新浪博转发《东方日报》的报道称，中国大陆从事色情业的约为2000万。这些数据虽然不具官方价值，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近年来色情业的发展速度以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多么严重；牺牲3亿农民的利益也即将成为现实，除了大规模征地使农民利益受损以外，农民工（包括当地企业）官方公布的数据为2亿左右，他们在城市里干最脏最累的活，却难以享受国家法定的各种保险福利待遇，我们的国企民企巨额利润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本应属于农民工的血汗钱。

“两邓案件”中的邓玉娇刺死邓贵大，之所以能够撩拨起广大中国普通公民的神经，之所以人们对于邓玉娇更多的赞赏与同情，原因虽很复杂，但广大群众对中国色情业痛恨与无奈是主因，此举也是对政府漠视色情业发展的愤怨和另一种形式的抗议。

公款娱乐

在《两邓案件》中，根据报道显示，邓贵大做为巴东镇政府招商办官员到娱乐城消费，要求“特殊服务”，在他以及他的同事看来，似乎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某种程度讲，可以看做是对这家娱乐城以及对服务员邓玉娇的赏识和照顾，绝对不会想到作为基层政府官员，搞色情消费有损政府形象或者本人有羞耻感。

官员们的色情消费正常感的认识是怎样产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他的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们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官员们产生色情消费正常感的认识，一是来自大环境影响；做为招商办负责人，平时接待上级领导，有投资意向的企业老板考察等等，到娱乐场所唱歌，桑拿、洗浴，甚至“特殊服务”，可以说成为了邓贵大们的头等重要工作，上行下效，形成习惯也就顺理成章了；另一点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因素，色情消费是属于高消费行列，又是工作需要，自然是公款报销。

对此，民间曾有著名的“撞猪”段子，说是在开放初期某官员搞色情消费还是比较隐蔽，自己也有羞耻感，此方面公款也难以报销，于是就有了让司机写一个在路上撞死农民一头猪，赔偿多少钱的段子，以此报销色情消费，但后来消费多了，不能总是那样做，再加之在官场几乎成了潜规则，色情服务的消费也就有了更多的报销名目：最常见的就是饭费、住宿、办公用品、甚至一个白条，在小金库支出。从某种角度看，仅有40多岁的邓贵大死于风流场所，按照中国传统，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难以让子孙抬头，如果没有官员们色情消费、公款报销这样的大环境，大概邓贵大也不会遭遇如此下场。因此，邓贵大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如果人们仅谴责邓贵大不努力学习，放松自己世界观改造，对他是不公平的，如果他招待不好上级，接待不好投资商，总是正正规规，不公款吃喝，不贪污，不打麻将，不参与色情消费场所等，那就是没本事，不合群，没能力的干部，可能就对他的铁饭碗构成威胁，从这一点看，邓贵大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

公款娱乐为什么难以禁止？除了我国干部考核、财政管理等制度因素以外，一些所谓专家也从舆论上给与引导，称娱乐消费也是生产力，色情业对GDP的拉动同样重要，与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比较，色情消费也有其合理性，安徽的王怀忠曾讲过，人家投资商来投资，给你创造了税收，带动了就业，有时满足一下感情的需要也很正常，有关部门没必要过度干预。更有一些研究者公开发表文章称，如果中国取消公款消费，那对饮食娱乐业将是一次毁灭性打击：娱乐业营业额将会下降30%，高档酒店将有50%以上倒闭；色情业也将出现阶段性萧条，影响到相关产业发展。色情业萧条，富人们、贪官们包二奶的数量下降，还会导致高档商品房销售量下降，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在公款吃喝，公款消费方面，象征性应对一下社会的不满情绪是必要的，但一定不能来真的去杜绝公款消费。

所以在我国会看到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怪相：整治公款吃喝的规定曾有100多个，但几乎是不起作用的；治理小金库的国家级行动，包括今年的这次，共有16次了，每次都是自查、互查、上级验收，结果每次都是认认真真抓治理，扎扎实实走形式，最终不了了之，小金库行为每整顿一次升级一次，被曝光后的违规行为更加严重，老百姓讲，让官员们自己动手拿刀去割自己的肉，是很难办到的。

官员涉案与官方态度

“两邓案件”从曝光到现在10多天了，尽管媒体关注的热度不减，可公众很难看到与案件相关的官方态度。比如邓玉娇这位在被公认为是从事色情行业的场所，将有着官员身份的未遂嫖客邓贵大刺死，按照正常逻辑分析，既然社会舆论对邓玉娇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甚至还有几十名法律专家学者联名向有关部门上书，要求无罪释放邓玉娇，在这样的情况下，担负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中华妇女联合会，就理所应当的有责任、有义务表明自己这个组织的态度，因为邓玉娇的背后，还有数量更加庞大的一个从事色情服务业的群体，这个群体也同样关注该案件的进展情况，关心邓玉娇的命运，可惜的是，全国妇联对此案件一直失语；

还有死者邓贵大，无论怎么说，也改变不了其政府官员的身份，改变不了涉嫌参与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色情服务消费并且被刺致死的客观事实。对此，在全国广大公众以及各种媒体持续关注的情况下，国家级的纪检监察反贪等部门，也同样应当对此有明确态度，以伸张正义，回应公众舆论的关注，但是，现实同样令公众失望。

近年来，“与国际接轨”这个词语越来越热，可细心的老百姓发现，凡是让官员或垄断阶层获得利益的国际惯例会很快接轨，相反，则是很难接轨。比如在政府官员涉嫌色情服务方面，我们不断看到外国包括我国香港地区一些政府官员或因与色情有关的一次幽会、一张照片因媒体曝光，所涉嫌的官员很快或辞职或下台；反观我国现状，被媒体曝光的贪官，多数是由于经济原因贪污受贿，顺便带出了色情方面的问题，某位省级纪委书记甚至坦诚，被查处的贪官90%左右都有包二奶、参与色情服务等行为，可很少由单一涉嫌色情问题被曝光或查处的，似乎当代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是：越有成就的官员涉嫌色情服务是正常的小节问题，如果不涉及倒显得不正常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两邓案件”的官方部门虽然官员个人有自己的认识，但作为官方的机关组织难以表态也就不难理解了。

“两邓案件”这滴水，在中国社会这个海洋中引起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波澜，或许会让那位“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已经在天堂的老人感到尴尬，因为毕竟案件的两个当事者都是自己的同族，并且无论死了的邓贵大官人，还是面临牢狱之灾的邓玉娇民女，都是亲耳聆听着“春天的故事”长大的。

作者：李季平 邮箱：qsdd-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