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是开征物业税的主要障碍

政府官员是开征物业税的主要障碍

2010年“两会”召开，像往年一样，持续走高的房价依然是代表委员以及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说到高房价，关于物业税的消息再一次成为焦点，“两会”内外议论纷纷。

就在“两会”召开的同时，3月5日这一天，中国一份很有影响力的财经类报纸《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称：有专家感叹：在中国，100年也征收不了物业税。报道接着写道：该专家之所以发出此感叹，原因是不久前其参加了一个关于物业税的内部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有核心部委反对实施物业税。为什么反对？公开的理由是，该部门认为如果开征物业税，担心富人们的财产向国外流失，从而造成税收流失；另一个理由是难以公开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即物业税主要对房屋持有阶段征税，房屋越多，被征得税越多。而中国有多套房屋的主要是两类群体：一类是富人，另一类政府官员，有的官员表面上工资不高，但房屋有好几套，如果开征物业税，本人的工资恐怕连缴税都不够。

我看了这一新闻后，感到该消息比较真实。原来我还天真的认为，物业税的脚步离开征的现实越来越近，现在看来，“100年也征收不了”的判断是正确的，其主要障碍在于近年来愈发严重的地产腐败，在于从上到下各级政府官员大多数都是多套房屋的拥有者。

政府官员们拥有多套住房的现实，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被揭露曝光的大大小小的贪官，如南京抽95至尊香烟的官员周久耕，被曝有4套住房，上海高新技术开发区区长陶建国有29套住房，被媒体称为炒房区长的康慧军有24套住房，还有被曝光的贪官，从县处级到省部级，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云南原省长李嘉廷、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军、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以及其他被曝光的贪官，几乎都与房地产有关系，这些贪官到底有多少房子，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如果开征物业税，首当其冲的会损害贪官们的利益，当然也包括哪些尚未暴露的贪官们的利益；

还有一种情况是，政府官员们拥有多套住房，是由体制或者单位的权利影响得来的，属于单位违规或者叫做住房福利，这样的多套住房只有政府机关或者国有垄断行业才有资格获得。比如我们看看自己所在的城市，凡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庭，一般拥有两套三套住房的相当普遍，其原因一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房改房，二是房改房以后，作为单位福利性质的集资房，实际上集资房属于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房系列，国家规定只有远离市区并且单位自身有国有建设用地，职工住房困难的企业才能建设这样的住房。可是，这一政策被大多数政府机关用作解决公务员的住房所采用，因涉及面太大，上级只好默认，难以处理，不得不在2008年6月专门发出通知：禁止党政机关集资建房，但对以前建设的如何处理，如何追究有关责任者责任，一改没有提及。

不过，该通知的作用很难发挥，风头一过，政府机关集资建房、团购商品房等违规行为再一次兴起，看各地的建筑工地，有的就明确标注为公务员小区，有更多的城市标明为经济适用房的楼盘，每天上下班时，进出小区的大轿车，正是政府机关接送职工的班车。我们经常在媒体看到报道，称某经济适用房小区，有多少开着奔驰购房，那是小问题，真正的大问题是，开着班车接送入住经济适用房小区职工上下班的行为。如果再加上夫妻两个都是政府机关公务员，按规定，夫妇一方在一个单位参加了集资建房，另一人就不能在另一个单位重复获得集资房，或者将原来的房屋退给单位。实际上这样涉及官员切身利益的事情，没有人较真。这样以来，只要是一名普通公务员，就很轻松的获得两到三套住房。这样的情况下，让有决策权的官员决定开征物业税，然后自己拿刀割自己的肉，能做到吗？

对此，国务院参事任玉玲，曾建议开征物业税，对一个家庭所拥有的两套或者三套住房不征税，从第4套或者更多的基数开始征税，就比较现实、客观。但是，这样的措施，维护了官员们的利益，那物业税的性质不就变了吗？不是公开维护官员们的腐败行为了吗？正是物业税的反腐败功能，加大了开征这一税种的难度，拥有多套房屋的政府官员们反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为什么中央纪委屡屡公开发布通知，要求领导干部登记申报收入、住房、子女配偶经商等情况，只能内部申报，不能公开，如果一旦公开，或者申报不实，或者住房腐败太严重、太普遍，负面影响不就太大了吗？其实搞清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拥有多少住房，在现代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并不是一件难事，有专家称，只有以身份证和住房合同相联系即可解决。关键是政府决策部门不去这样做，因为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得不到纠正，公开的理由是为了发展经济，扩大内需，拉动就业，实际上背后有一个众所周知、难以见到阳光的肮脏理由：即与房地产相关的审批链条环节中，长期靠房地产灰色收入发财的贪官们，一旦房地产市场萎缩，还哪有更好的寻租机会？其实，贪官们从房地产商手中获得的大量黑钱，最终都会增加在房价中，这可就真苦了哪些本来就不富裕的居住型购房者。因此有学者认为，高房价不除，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绝不是危言耸听！

为什么物业税在其他国家对于遏制房价高涨能够起到有效作用？原因在于国家把住房公平作为住房政策的一贯导向。据《青年参考》2008年12月28日报道：我们的邻国韩国，在实行一户一宅的同时，辅之以特别严格的物业税，对于一个家庭的第二套住房，如果转让出售，政府收取的物业税比例，高达该房屋销售总额的50%，如果一个家庭拥有的第三套住房出售，物业税等房屋综合税收将达到房屋总售价的60%。根据公开报道，我国的物业税目前仅仅是确定了一个免征原则，即第一套不征收，并且规定了一个面积基数，超过基数部分的才收取，税率也没有公布，更没有关于对同一个家庭第二套、第三套以及第N套房如何征收的任何信息，即使如此，公开的潜在的反对之声随处可见，如果真像韩国那样征收物业税，拥有多套住房的官员们怎么能够容忍！

改革开放30年事实说明，凡是让政府官员阶层利益受到影响的制度，即使社会舆论呼声再大，往往很难进展，因为官员阶层是当然的既得利益阶层，比如财产申报制度、“三公消费”预算公开制度、取消公务员和工人之间的退休双轨制等等，尽管媒体和社会舆论千呼万唤，始终难有进展，物业税的命运同样如此，我相信：有关专家感叹“100年也开征不了”的判断，是比较符合中国现实的，因为政府官员行使的是公权力，这个阶层反对的事情，民众是没有办法的。

作者：李季平 邮箱：qsdd-2008@163.com